秦汉以后，在表示“年岁”的意义上，“年”字的优势越来越明显，例如《尚书·虞书》中用了7次的“载”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据其文意引述时，竟有5处改成了“年”。至于纪年用字，则自秦汉至唐代前期，完全成了“年”的一统天下，只有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，才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。
唐玄宗李隆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皇帝。在即位以后的前30年，他曾经任用贤相，改革弊政，宵衣旰食，励精图治，使大唐王朝的国力达到了全盛状态。开元三十年（742）新春伊始，他下诏大赦天下，宣布“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”。在此后的两年中，纪年仍用“年”字，称为天宝元年、天宝二年。但到天宝三年，他又玩出了新的花样。
据《新唐书·玄宗纪》云:“［天宝］三载正月丙申（即初一。《旧唐书·玄宗纪》作“丙辰”，误），改‘年’为‘载’。”改字的原因未作说明。后人从《唐大诏令集》所收的《改天宝三年为载制》里，才算了解了个中的奥秘。其文略云:
历观载籍，详求前制，而唐虞焕乎可述，是用钦若旧典，以叶惟新，可改天宝三年为三载。
原来，好大喜功的唐玄宗，以为自己的丰功伟绩已经超越历代帝王，只有三代（夏商周）以前的上古圣君唐尧、虞舜才能与之相比。为了炫耀“至化”“淳风”，必须有不同寻常的举措。但两年前他已经改“开元”为“天宝”，再次改元不仅时间相隔太短，而且在历史上未必能开创新的纪录，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于是，熟悉儒家经典的他，便想到了《尚书》中唐尧、虞舜的事迹和纪年，以及《尔雅·释天》中“唐、虞曰载”的说法，决定下诏“改天宝三年为三载”。
从此，直到天宝十五载（756），他在经历“安史之乱”后逃出长安，被迫逊位，这种纪年用“载”的情况始终没有改变，其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改元至德，由于兵荒马乱，无暇他顾，纪年只能沿用玄宗旧规，仍然称“载”。
至德二载（757）九月、十月，唐军先后收复东、西两京，肃宗返回长安。次年（758）二月，他决定下诏改元。这时，肃宗也许想到，当初玄宗改“年”为“载”以后，不但没有臻于郅治，出现唐、虞那样的太平盛世，反而朝政迅速腐败，国事日非，以致引发了几乎毁灭李唐王朝的“安史之乱”。于是他在改元乾元的同时，宣布将“载”重新回改为“年”。
由此我们可以明白，原来在这“年”字改去又改回的变化中，隐藏着李唐王朝由全盛开始走向衰落的一段惨痛的历史。从此以后，直到封建时代结束，纪年用字便再也没有改变过。
关于唐玄宗改“年”为“载”的余话
封常曦
写完了《唐代纪年为什么一度用“载”?》以后，感到意犹未尽，特补作余话。
唐代纪年改“年”为“载”，从玄宗天宝三载（744）正月起，至肃宗至德三载（758）正月止，前后共14年又1个月。掌握了这一知识，对于辨别古籍和现代书刊中的有关错误，以及古器物的辨伪，都有一定的好处。试举数例:
（一）《唐代墓志汇编》“天宝〇三九”载《故和上（尚）法昌寺寺主身塔铭序》云:“〔圆济和上〕以天宝二载癸未岁冬十二月遘疾，……至廿八日，泊如长逝。”
按:“天宝二载”应称“天宝二年”，当时尚未改“年”为“载”，怎么能称“载”呢?揣其文意，圆济和尚逝世于十二月廿八日，当时距离年终仅只二日，墓志作者撰写志文，特别是雕刻上碑时，肯定已在次年。
而次年之正月一日，玄宗改“年”为“载”的诏书即已下达，撰文者不敢不遵行，只好将“年”字写作（或刻作）“载”字。这样就背离了史实，将改“年”为“载”的时间推前了一年，容易引起误解。
（二）杜甫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》云:“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，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……开元五载，余尚童稚，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。”
按:“开元”只称“五年”而不称“五载”，因其时唐玄宗尚未下诏改字。查杜诗主要版本，各家所录除“五”一作“三”外，“载”字均不作“年”。“载”与“年”字形迥异，不会因刊刻致讹，当是杜甫误记造成。此诗作于代宗大历二年（767），杜甫56岁。开元五年（717）时年仅6岁，前后相距整整50年，其间经过了14年改“年”为“载”的时代，杜甫以眼暗耳聋的衰病之身，回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，可能将天宝三年（744）改“年”为“载”误记为开元初年之事，因而造成了这样的差错。
此误历来很少有人指出，唯南宋赵次公在注中将“载”改为“年”，当是心知其误而未明言之。
（三）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载:“长安李士衡观察家藏一端研，当时以为宝。下有刻字云:‘天宝八年冬。端州东溪石。刺史李元书。’刘原父（名敞，字原父）知长安，取视之，大笑曰:‘天宝安得有年?自改元即称载矣。且是时州皆称郡，刺史皆称太守，至德后始易。今安得独尔耶?’取《唐书》示之，无不惊叹。李氏研遂不敢复出。”
按:以宋代新砚冒充唐代端砚，作伪者手段并不高明，但如不知唐天宝改“年”为“载”等史实，自然难免上当。可见古器辨伪，除器物之质地、形制及镶刻工艺等知识外，掌握其款识中有关的典制史实，也是重要的门径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四》云:“〔端州〕天宝元年（742），为高要郡。乾元元年（758），复为端州。”《通典·职官典十五》云:“天宝元年，改州为郡，刺史为太守。”肃宗至德三载改元乾元，可证《避暑录话》“是时州皆称郡，刺史皆称太守，至德后始易”之说确凿无误。唯文中刘原父所云“天宝安得有‘年’，自改元即称‘载’矣”一语略有疵病。因玄宗下达改“年”为“载”诏书在天宝三载正月一日，天宝元年、二年仍称“年”，并非“自改元即称‘载’”。
（四）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《中国地名语源词典》第44页“平山”条释文云:“汉蒲吾县地，隋开皇十六年（596年）析置房山县。……唐至德元年（756年）改为平山县。……《旧唐书·玄宗本纪》载:天宝十五载（756年）三月，‘改常山郡为平山郡，……’”
按:释文引《旧唐书》称“天宝十五载”，符合史实。但将“载”回改为“年”是在肃宗至德三载（758）二月，则至德元载仍应称“载”而不当称“年”，释文中“至德元年”的写法是不妥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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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员：两把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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