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最为辉煌的时期，毫无疑问是在汉武帝的统治下。汉武帝雄才大略，他深知国家富强离不开中央集权的强化，必须增强皇权的威严，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定与富强。为此，他采纳了董仲舒的理论，实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从而让儒家思想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。表面上看，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被推崇得如日中天，百姓开始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，行仁义礼智。然而，事实上，汉武帝依然采用法家思想加强集权，国家治理上则采取严格的法制手段，酷吏的使用便是明证。
汉武帝时期可谓是“外儒内法”的典范，他通过集权来保障国家的稳定与繁荣，而儒家思想则成为了一种外在的治国理念。但到了汉元帝时期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汉元帝开始过度依赖儒家思想，重用儒生，逐渐忽视了有能力的治国能臣，这使得国家逐渐陷入衰退。毫无疑问，过度依赖儒家治国并非治国的最佳之道。正如毛泽东所说：“西汉的衰落，始于汉元帝。”
西汉走向衰落，正是由于汉元帝过度倚重儒家思想，导致了国家政治上的空洞与无力。而这一时期的士人群体则充分享受到了这一变化的红利，儒生逐渐成为朝廷的核心力量。
西汉最为脆弱的时候，王莽篡位建立了“新朝”，但王莽的政权极其短暂，很快便被刘秀推翻。刘秀复汉后，继续推崇儒家思想，大力启用有学问的人才，同时也非常注重实用性与能力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东汉时期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政治弊端。
东汉初期，政权稳定，刘秀时期官员生活较为优渥。与刘邦时期相比，东汉的官员享有更多的特权和权力，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东汉朝廷内的权力斗争愈发严重。外戚与宦官，成了国家政治的两大权力集团。历史上，西汉的灭亡，正是外戚王莽篡权所致，东汉亦未能幸免。东汉的外戚如窦家、阎家、梁家等势力相当强大，尤其是梁冀，他不仅三度扶立帝王，还直接干预政事，权力掌控达到巅峰。此时，许多士人开始感到，读书与仕途的关系越来越远，身世与权力关系变得更为重要。
与外戚专权相并行的是东汉末期宦官干政的现象。东汉末年的“十常侍”，哪个不是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大人物？士人原本希望能依靠儒家理想治理国家，抛开外戚与宦官，建立一个与士大夫共享政权的理想社会，然而，他们最终失望了。朝廷频繁依赖外戚和宦官，许多士人的理想因此破灭，儒家思想的道德观念遭受严重打击，士人逐渐失去了朝廷的青睐。为了得到重用，他们不得不与宦官或外戚建立关系，致使原本的儒家理想变得苍白无力。
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，士人们逐渐倾向于追求玄学、清谈等思想，逐步脱离了实际的政务与治理。那些与宦官或外戚建立关系的士人被视为“浊流”，而坚守清高理念的则自称“清流”。随着这些变化，士人的士气和朝廷的凝聚力大幅下降，更多的英雄豪杰选择独立，纷纷割据一方。董卓的乱政激起了十八路诸侯起义，汉朝逐渐衰弱，诸侯势力却愈发壮大。
最终，东汉走向分裂，三国鼎立的局面也随之形成。由此可见，东汉末年分裂的局面几乎是注定的。中央政府的无力、外戚和宦官的专权、士人的理想破灭，共同推动了这一结局的到来。
因此，仇鹿鸣教授的结论——“东汉末年分三国，深层原因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”—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，值得我们深思。我个人也深刻认同这个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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